產房空蕩蕩 幼兒園難招生
出生率下降，株洲相關行業面臨迷茫
我市某大型醫院產科很安靜。記者/徐滔 攝
(資料圖)
株洲晚報融媒體記者/徐滔
2017年，株洲市在園幼兒14.8萬人。
2022年，株洲市在園幼兒12.88萬人。
兩組數據來自于湖南省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2022年《株洲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出生率持續下降，株洲相關行業到底在經歷什么？
幼師：只招了10個
7000多平方米的幼兒園，秋季招生一個多月，還只招到10個幼兒。
雖然幼兒園目前還有7個班，230個小朋友。但9月份，就有100多幼兒“畢業”，偌大的幼兒園，就只剩下100人左右。
回想起這里幾年前500多幼兒入園的鼎盛場景，面臨當下招生難的夏麗（化名）有點煩。
“不是我們不努力，確實是無人可招。想過會越來越難，但沒有料到竟然這么難！”
夏麗畢業于衡陽師范學院，目前系我市石峰區某大型幼兒園的執行園長，她在幼教行業從業已20多年。
因為幼兒人數越來越少，很多和夏麗共事多年的優秀幼師無奈辭職、轉崗。房租水電、員工工資等每月固定開支，讓夏麗所在的幼兒園去年就虧損了“大幾萬”。
多重矛盾的不斷沖擊，讓夏麗不時面臨情感、工作、前途的多重壓力。
“雖有愛心和情懷，但總是虧損，而且看不到扭虧為盈的希望，幼兒園老板終有一天也會放手”。
夏麗有一個幼兒園園長的微信群。聊到招生，幾乎所有園長均直言“一年難過一年”。“招生難”已經成為幼兒園普遍現象。
株洲市教育局學特科相關負責人解釋，由于出生率下降，最近幾年每年都有幼兒園無奈關停。
“去年全市關停的公辦、民辦幼兒園就有89所。”他說，只有那些辦學硬件條件好，師資隊伍實力強，校園安全的幼兒園幼兒有所增長，其余的幼兒園招生人數逐年下降。而在全市五區，天元區的幼兒園招生情況要比其他區好一些。
2017年，株洲市在園幼兒14.8萬人。2022年，株洲市在園幼兒12.88萬人。
雖然處境艱難，但對于夏麗而言，她現在考慮的，不是“幼兒園繼續辦不辦”，而是如何“活下去”的問題。
“還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明年也許會好一些。”她說，如果真有那么“搞不下去”一天，也只能“說不出再見”，平靜接受這樣的結局。
產科醫生：今年還只做了1起剖腹產
7月29日，記者來到我市某大型公立醫院產科。
這里曾經“人滿為患、一床難求”。
記者發現，產科內非常的安靜，走廊上走的人也很少。
當天，產科護士長和科主任休假。在院醫師表示“不宜接受采訪”。
記者和產科門口的保安聊了一會。
她告訴記者，她在這里已工作5年。以前“科室內的床位基本是滿的，走廊架起的臨時床位也是常態，但今天科室床位還空閑多個。”
記者隨后來到我市某小有名氣的婦產民營醫院。
這里的2樓、3樓曾經是產房，有幾十個床位。院長黃玉英（化名）沉浸婦產科40余年，是一名優秀的剖腹產醫師。
“以前每年有100多例剖腹產手術，近年來逐年下降，但今年至今還只做一例。”她說，產科全面遇冷，主要原因是出生率呈現“斷崖式”下降所致。
她解釋，產科醫師技術要求極高。醫學院讀書5年，產科實習，師傅帶，上手實操，培養一個優秀的剖腹手術醫師，至少要10年。
正是由于技術含量高，所以產科剖腹產醫師工資非常高。“基本是一萬，有的要幾萬元/月。”
但黃玉英所在醫院，現在已經不再招產科醫師了，因為“沒有剖腹產手術做，招了沒用”。以前招的產科醫師，要么辭退，要么就轉行到婦科。如果無法勝任婦科專業，那就只能“請他們另謀高就，因為自己確實負擔不起”。
很少有人想到，昔日香餑餑的產科醫師，也許要面臨轉專業甚至重新擇業的窘境。
黃玉英的女兒在上海的某知名婦產科醫院，也是一名婦產科醫師。雖然科室“業務仍然好，但和幾年前忙得連軸轉甚至連喝茶都沒有時間”相比，當下的手術數量，同樣的明顯下降。
2016年，我國生育政策放開，產科曾出現“一床難求”的盛況。但隨著一波生育熱潮過后，數據逐漸回落，甚至開始快速下降。2023年5月7日，浙江省蒼南縣中醫院更是刊發公告，暫停產科助產服務（產科門診照常開放），引發一波網議熱潮。
曾經預想的產科“春天”還沒來臨，就開始猝不及防地面臨“寒冬”。
黃玉英說，現在她們的對策就是，有人預約剖腹產，就接。但她們不會再花大力氣去宣傳、推廣產科業務。因為不論如何宣傳，也難以一下子改變“不太愿生”的現實。
“首先是民營婦產科醫院和基層醫院，然后就會慢慢波及三甲等大醫院。”
童裝老板：賺了個寂寞
7月29日，周六，上午11：00，記者來到蘆淞市場群銀谷品牌童服城。
銀谷市場大門口，除了一個挎著腰包、著牛仔短褲的男子向外張望外，沒有看到一個人。
記者進入市場一樓，雖然燈火通明，但空蕩蕩的走廊上，除了一個坐在攤位門口玩手機的老板外，同樣沒有看到顧客。
拐角攤位老板謝女士貨架上的貨物空了一半。對于記者這個陌生人的到來，也并未站起來招呼推銷自己的生意。
謝女士來自婁底，老公是四川人，以前在廣州做童服生意，7年前來到株洲“銀谷”。
“今年比疫情時的生意還要差，我只是掛了個老板娘的美名，喊起來好聽一點，但賺錢還不如自己請的站攤小妹多。”
謝女士請的站攤小妹，目前的工資是5000元/月。
記者隨后來到樓上的品牌童服區。
這里的經營戶投資大、規模大、檔次高。
記者發現，這里的顧客同樣寥寥。
鐘先生來自淥口區。他有四個店鋪，他經營的品牌童裝在網上不賣，因為質量好，口碑好，所以生意要好一些。
多名經營戶向記者解釋，除了網購沖擊外，出生率下降嚴重，大大降低了童服的消費群體基數，也是導致生意越來越差的重要原因。
讓謝女士以及其他童服老板糾結的是，他們經營童服生意多年，如果突然轉行，還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
多名童服老板認為，隨著國家“三胎”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國家其他鼓勵生育政策出臺，也許一兩年后，童服生意仍然會和當年一樣的火爆。
記者發現，在這個市場還在堅持的，基本都是在童服行業從業多年的“老人”，他們對這個行業，有著一份熱愛和不舍，更有一份不甘。
但擺在他們面前的現實是，攤位租金、物業管理費、幫工工資等開支每月都必須按時支付，而現在的“進項”，已無法維持收支平衡。
“如果問我今年賺了多少，我只能告訴你賺了個寂寞……”謝女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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