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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多元主體失靈、黨員“休眠”、“熟人社會”消失、集體行動缺失等困境
兼合式黨組織重塑小區治理大有可為
文/徐衛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加強城市社區黨建工作，推進以黨建引領基層治理。截至2022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突破65%。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松動以及人口進一步向城市聚集，“農民變居民”的進程進一步加快。小區作為城市的基本細胞，成為集生活休閑、綜合治理、文化服務等多方面功能于一體的社會實體。越來越多的居民在居住形態上由同質化的“單位人”變為異質化的“社區人”，小區空間中的人口流動性增大，居民之間的內部信任程度降低，使其治理結構日趨復雜化、群眾需求日益多樣化，小區治理中的新矛盾、新問題呈現多發頻發態勢，居民小區成為城市基層治理中的薄弱環節。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兼合式黨組織作為城市基層治理中的一種制度創新應運而生。
作為一種創新型組織管理方式，兼合式黨組織以“再組織化”整合外部力量和激發內生活力，以“再秩序化”重塑一種“近鄰”黨建格局和治理邊界，有效突破小區治理中多元主體失靈、黨員“休眠”、“熟人社會”消失、集體行動缺失等困境，從而就地就近發揮黨建引領小區治理作用。
凝聚價值共識是兼合式黨組織重塑小區治理的前提。從根本上說，小區治理之路無一不是指向家園。一方面，兼合式黨組織以組織過程的適時介入促進公益性價值認知的形成，如在業主委員會、業主監督委員會成立、換屆、改選中發揮指導作用，對業主大會擬定議事規則、業主委員會章程和居民公約時提出合理建議等，植入黨組織理念，傳遞黨組織期待，以動員、協調、組織、控制等方式凝聚小區治理共同體行動共識。另一方面，兼合式黨組織以組織技術的變革推動合作性價值信仰的生成，如在兼合式黨組織、業委會成員及物業公司之間，探索并推行“雙向進入、交叉任職”等，在兼合式黨組織引領下，經由價值觀的輻射與濡化，小區治理的多元主體通過內化相互之間的信任、理解、認同，在具體實踐中形成彌合分歧、增進合作，追求共贏的集體性價值評價，從而進一步豐富小區治理共同體價值共識的公共性意涵。
重塑關系結構是兼合式黨組織重塑小區治理的基礎。常規建制性黨組織，依據工作區域、工作領域、工作單位來設置的常規建制性黨組織，在確保黨的組織嚴密性的同時，通常呈現出鮮明的地域性、固定性、封閉性特征，組織間缺少相應橫向互動機制。兼合式黨組織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多元性和組織創新性的要求，某種程度上打破地域、行業和單位限制，以“在職黨員”為紐帶，根據“一方隸屬、多方管理”原則，構建起不同建制性黨組織之間常態化的橫向聯結與互動機制。其構建出一種“固定中心+流動外圍”的雙層組織結構，使其既能以常規建制性黨組織方式規范運作，成為組織的“宮殿”，又能發揮一般臨時性黨組織的彈性功能，充當組織的“帳篷”。既能充分激活小區所在地的治理資源，又能極大發揮在職黨員所在單位的優勢，從而最大限度推動小區資源優化整合與力量重塑。
建構彈性互動是兼合式黨組織重塑小區治理的關鍵。兼合式黨組織以分類別管理、差異化服務這一彈性機制，從組織外部實現了與在職黨員所在單位黨組織的組織聯結與功能銜接，從而使這一組織形式具有明顯的外部組織彈性。從組織內部來看，兼合式黨組織在實際運作中兼顧了對小區在職黨員的目標帶動式管理、對無職黨員的設崗定責式管理、對離退休黨員的服務保障式管理、對困難黨員的關懷幫扶式管理，以及對流動黨員的動態跟蹤式管理。在這一過程中，有效克服了常規建制性黨組織“一勺燴”式的組織管理慣性，探索實施具有內在彈性的“分餐制”，讓在職黨員在領崗踐諾中有“為”，讓無職黨員在定崗履職中有“責”，讓離退休黨員在精準服務中有“愛”，讓困難黨員在結對幫扶中有“望”，讓流動黨員在智慧管理中有“家”。兼合式黨組織在具體目標設置與管理方式上的多元性，使其呈現出鮮明的內部組織彈性。
注重能力挖潛是兼合式黨組織重塑小區治理的支撐。兼合式黨組織在對黨員的“二次管理”中重塑了小區黨員的參與主體性與監督主體性。在小區治理中倡導在職黨員亮身份，讓黨員從群眾中站出來，黨員家庭從小區中顯出來，從“骨子”里感受肩上沉甸甸的責任；推動組織搭平臺，探索由兼合式黨組織動員小區黨員參與社區政策宣講、法律援助、健康義診、助老助殘等各類志愿服務活動，或組建衛生監督隊、文明勸導隊、治安巡邏隊等志愿服務先鋒隊伍；通過對在職黨員8小時外監督管理職能的承接，兼合式黨組織將在職黨員深度嵌入小區治理結構，通過日常監督、網格走訪、微信群等渠道掌握黨員一手動態信息，重點了解黨員的生活圈、社交圈、休閑圈，并將信息反饋到黨員組織關系所在單位。小區黨員之間或黨員與居民之間形成“強聯結”，能有力推動小區治理共同體的構建。（作者單位：市委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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