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西清硯譜》中收錄的“銅雀瓦硯”。
(資料圖片)
郭亮
筆、墨、紙、硯是中國傳統的書寫工具，對傳播中華文明、發展中華文化貢獻良多，故有“文房四寶”之譽。
“四寶”之中，硯臺雖然排名最末，卻與人的關系最大，對人的影響也最深，正如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所言，“‘四寶’硯為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而同為北宋書家的唐庚則在《古硯銘序》以壽夭和德行的角度對硯作了深情禮贊，曰“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將硯之寶重程度推崇到無以復加的高度。
作為中國傳統文人須臾不能離之的書寫工具，硯臺多為石質，其性堅固，可以傳百世而不朽，故歷代名家對硯臺的選材、制作、雕刻、使用、收藏都有講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風格和流派。其中，唐宋以來所流行的漢瓦硯，以其古樸、厚重、稀少而備受珍視。
所謂漢瓦硯者，又稱瓦頭硯，是指利用古磚瓦（主要為漢瓦）為材質制成的硯臺——所謂秦磚漢瓦，是指其質地優良，堅固耐磨，自隋唐起便有人利用其制硯，所制之硯耐磨發墨，效果極佳，且此等磚瓦之上多有紋飾或制造銘記，極富古韻，向為以風雅自居的文人墨客所鐘愛。
古硯往事
在醴陵市博物館內，珍藏著一件用漢瓦制成的硯臺，系當地村民湯其樹捐獻。解放初期，當地民兵湯其樹曾在狀元洲集訓過，一天傍晚在洲上散步，偶爾在沙地上拾到此硯，覺得此方古瓦十分特別，便珍藏于家，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新建的醴陵市博物館向社會廣泛征集文物入藏，才將此方古瓦捐獻給博物館，經鑒定為較為少見的漢瓦硯，具有一定的藝術和考古價值，故得以入藏。
這方古硯為深灰色的長方體瓦塊，中部為琵琶式淌池，四周陰刻銘文，上部用篆書直行陰刻銘文16字，字跡模糊，難以辨認；中部池旁左右側宋體直行陰刻銘文12字，右側為“為愛陶甄之質”，左側為“宜加即墨之封”；下面行書直行陰刻銘文“予得之于漳濱之深，以三十九枚娶，而加緒翰墨，以為博珪好古之玩云，洪武辛未重九翟仙銘”。瓦硯背面上部以古錢造型篆書“寶貨”二字，中部隸書直行陽刻“建安十五年”，下部為浮雕兩鹿相嬉圖案。
“翟仙”，當為“臞仙”之異寫，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別號，“洪武辛未”為公元1391年，是年，十三歲的朱權被封為寧王，兩年后就藩大寧（今內蒙古寧城縣）。所謂“漳濱之深”，當指河北臨漳縣西南的漳水，為銅雀臺故址之所在——東漢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筑銅雀臺于鄴都，所用材料至堅至優，時人多取殘瓦琢而為硯，風靡一時，前引北宋蘇易簡《文房四譜》記，“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甚工，而貯水數日不燥，世傳云；昔日制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絡絡濾過，碎核桃油方埏填之，故與眾瓦異焉。”并言以此瓦磨制的硯臺，“體質細膩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至北宋時已為罕見，更遑論去北宋數百年之久的明代，故朱權得此瓦，見其上所刻“建安十五年”款識并兩鹿相嬉之浮雕圖案，便知這是傳說中的銅雀臺瓦，乃有琢而為硯并款識紀其事之舉。
如是，似乎可以還原出這方古硯入藏醴陵市博物館的基本脈絡：明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13歲的少年朱權在漳水邊上以三十九枚制錢購得這方銅雀臺古瓦，并著工匠磨制成硯，且款識題刻于上，日日把玩不已。后朱權因參與“靖難之役”備受兄長朱棣猜忌，徙封至南昌，這塊瓦硯也便到了南昌。又百余年，朱權四世孫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無道，集兵號十萬造反，起兵四十三天而敗，與諸子、兄弟一起為王守仁所俘，押赴南京伏誅。亂軍之中，宮邸寶玩星散，這方瓦硯也不知去向，不知何故淪落到距南昌三百公里之隔的醴陵狀元洲上，于解放初期為村民湯其樹拾得，并將其捐獻給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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