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海淀區一家初創期的高新技術企業技術部經理，王濤提到，公司已經享受到近期出臺的一些緩繳職工養老金和住房公積金、退稅以及高新技術企業層面的優惠政策，對公司的資金周轉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在國務院“穩經濟33條”之后，近日，北京也發布穩經濟45條措施，從助企紓困，到保供應鏈、促消費等方面一應俱全。結合此前北京層面以及各區層面的政策助力，北京穩經濟“大禮包”越發完善，惠及層面也越來越廣。
政策末端，不少企業已經切實地享受到了政策的優惠。不過，房租減免如何更解渴、人員物資流動如何更暢通，以及企業自救如何更高效等聲音同樣值得聆聽。
壓力 水、電、房租里的“經濟賬”
餐飲業可能是本輪疫情中北京受影響最大的行業之一。梁夏(化名)是某連鎖餐飲店鋪的店長，按照疫情防控的規定，端午節期間，該店鋪所在的商場內所有餐飲店依然禁止堂食。根據最新的疫情防控措施，6月6日起，除豐臺區全域及昌平區部分區域外，北京市其他地區餐飲經營單位將開放堂食服務。
但暫停堂食仍舊給梁夏所在的店鋪造成了不小的沖擊。為了彌補線下的損失，該店營業主要靠外賣、商場特定地區的“擺攤”以及直播帶貨。據悉，禁止堂食之前，該店節假日每天的營業額能達到3萬元左右，工作日的營業額也能達到2萬元左右。但暫停堂食期間，節假日該店每天營業額也就7000-8000元，工作日的營業額只有4000元左右。
在北京商報記者走訪的多家企業中，房租成了不少人點名提到的壓力來源之一。對于近期密集出臺的優惠政策，梁夏表示，整體是否惠及還要由公司總部了解，她知道的并不多，但在減免租金這一領域，“主要是針對所租房產歸屬于公家的企業，對于私營的商場，在租金上并未有所減免”。據梁夏介紹，她所在的店鋪每個月的租金是10萬元。
同樣對房租壓力感同身受的，還有朝陽區星環影城主管劉婷(化名)，不同的是，該影院已經接到復工通知，并于5月30日復工。當晚，該影城開設兩場電影，但觀眾總計只有十余人。
劉婷介紹，疫情三年來，店里的客流量總體上少了大概三分之一左右。“一方面是因為大家對疫情有所忌憚，不敢前往聚集性場所;另一方面，可能因為地處老舊小區，拆遷重建等讓老客戶也減少了。”劉婷表示，目前整體上來說經濟壓力仍較大，主要是水電費和房租方面，希望有相關的政策能夠幫助這個行業減輕這方面的壓力。
《北京市統籌疫情防控和穩定經濟增長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也提出，2022年對承租京內各類國有房屋的在京注冊或在京納稅服務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減免3個月房屋租金，其中對承租朝陽、海淀、豐臺、房山、通州、大興等被列為疫情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區國有房屋的，減免6個月房屋租金等。
針對水電等問題，《方案》也提及，對受疫情影響未能及時繳費的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用水、用電、用氣“欠費不停供”，緩繳期限至2022年底，緩繳期間免收滯納金。
不過承租非國有房屋的企業也有自己的煩惱，比如繁瑣的過程和較長的周期，仍令企業有些摸不著頭腦。齊鴻(化名)在朝陽區經營著一家健身工作室，在接受北京商報記者采訪時，齊鴻也提到，“減免房租一方面是主要針對公家房產、國企之類;另一方面，申請房租減免需要交發票，我們這種開在小區內的小公司，房東哪里有發票，減不減房租全看房東人好不好”。
齊鴻也提到，“國家出了政策說可以申請，但是落實的過程中，總有各種問題，如提交申請后哪些企業最終可以拿到補貼，提交的申請什么時候有回應都是個問題”。
除了水電房租等問題，昌平區和器石烹烤肉店內負責人李曠(化名)也向北京商報記者提到了社保的問題。據他介紹，三年的疫情對店內經營影響較小，但是最近一個月暫停堂食帶來的影響較大，該店已暫停所有員工的店內工作，按照最低生活保障發放工資。“目前最大的問題主要就是水電費，還有員工的社保問題。”
針對社保問題，政策層面已經有過多次回應。例如北京此次的《方案》就曾明確，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應緩盡緩”。《方案》明確困難企業申請條件，擴大享受范圍，以自愿申請、書面承諾等方式簡化辦理程序，養老、失業、工傷保險費緩繳期限至2022年底，緩繳期間免收滯納金。
保供 打通供應鏈的“最后一公里”
防疫和穩經濟之間的平衡，不只在各種資金的優惠，更在于整個鏈條的暢通，這種鏈條關系到人，也關系到物。“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人員的全國自由流通受限，無法加大市場開發力度。”對于目前企業的困境，王濤如此說道。
據悉，王濤所在的公司主要為全國各重工企業環保達標排放提供技術服務。疫情前公司的年營業額最高達2億元左右，而疫情這三年每年營業額均下降到了5000萬元左右。
為配合疫情防控，不少地區出臺了相關的防疫政策，尤其是疫情較為嚴重的區域，限制人員流動成為常態，而頻繁的核酸檢測以及隔離措施等，也降低了人員流動的效率。為此，此次北京的穩經濟45條措施中，“著力打通關鍵堵點，促進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部分，首要的一條便是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生產經營，積極穩妥有序推進復工復產。
具體而言，包括分場景分類別及時更新、動態調整疫情防控指引，市區聯動及時解決已復工復產企業因疫情防控產生的到崗用工、配套企業復工復產、物流運輸、入境返京等實際困難。
而在貨運暢通方面，北京也提及，嚴格落實貨運車輛司乘人員“白名單”制度和“即采即走即追”閉環管理模式，對通信行程卡綠色帶*號實施精準賦碼。加大全國統一制式通行證發放力度，對保障民生物資、生產性物資運輸的企業應發盡發等。
此前，物流的堵塞讓個別城市出現了民生物資短缺的現狀，更進一步證實物流暢通的重要性。而在民生領域，物流的暢通又往往與快遞息息相關，疫情防控的背景之下，打通供應鏈的“最后一公里”，快遞是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這一層面，也出現了多方互助的情況。
北京商報記者通過多方走訪發現，目前大部分快遞網點都在正常營運，但與往常不同的是，他們的工作地點從室內的倉庫、門店，變成了路邊或者室外的社區公共活動區域。
“我們現在這塊地是與社區聯動，他們保證了場地，也給予了一些政策，而我們則一定要保證這一片基礎物資供給的流暢，你看，地上這些包裹，大部分都是米面糧油。”某物流企業北京某網點負責人在社區外一塊空地的帳篷里向北京商報記者介紹道。
而在防疫背景之下，如何將快件商品及時送達消費者手中同樣備受關注。“我們緊急在封控區外設立臨時站點，用短程接駁的方式將居民訂單以路區為最小單位，配送至封控社區，再由我們的快遞員送貨上門。除配送物資外，我們的快遞員還兼具志愿者身份，為社區居民提供核酸檢測登記、秩序維護、運送生活垃圾等志愿服務。”上述負責人繼續向北京商報記者介紹說，“單是我們站點，就有4名快遞員常駐社區作志愿者。”
自救 “移動的”攤位與企業的轉型
疫情是一場大考，困境人人都會面臨，政策上的扶持只是輔助，企業的生存更要靠靈活的經營方式。轉型線上是防疫三年來，大多數企業能想到的一大方法。李曠向北京商報記者說道，“疫情防控要求暫停堂食，所以這一個月我們開通了外賣服務，每天在店內做飯，然后等外賣小哥來配送。而且我們每天都開門，老客戶知道門店有人，就能夠上門打包帶回家食用”。
不過李曠也提到了餐飲業的一個關鍵問題——食材的處理。李曠表示，從事餐飲行業，食材問題帶來的壓力也不小。“買來的各種食材不能做好了銷售出去，放久了也不新鮮，沒有人買的話就只能看著食材變質然后丟掉。”
除了轉型線上，線下也仍有可以變通的方法。就像梁夏所在的店鋪，便在線下擺起了“小攤”。據悉，梁夏所在的商場專門辟出了一塊地方，讓商戶們進行“擺攤”，從而提高營收，餐飲店員工們各擺一張小桌子擺上包裝好的食品，供前來逛商場的消費者挑選。
“我們的攤位每日營業額大概在2000元左右，相較于即食的甜品飲料攤，外擺營業額不算高。”梁夏告訴北京商報記者。此外，維護老顧客外賣群、自家賬號+網紅主播帶貨、發優惠券都是他們努力維持運營的方式。
目前，無論是餐飲業還是銷售業，都瞧準了用活動吸引顧客的方法。北京商報記者走訪三里屯、王府井等商圈發現，目前許多店里都有明顯的活動標識，標明了折扣力度，大部分為潮牌、快時尚品牌和運動品牌;有的茶飲店雖然只能線上點單，不能堂食，但店門口有一個標志牌，提醒顧客掃碼領取優惠券后再進行點單，掃碼后可以獲得包括5元無門檻代金券在內的三張優惠券。
當然，也有企業瞄準機會，對整個經營方向做出了一定的調整。齊鴻縱橫健身行業十多年，在他的印象里，沒有哪一次沖擊比疫情對健身行業影響更大。“健身房每個月的租金和器材維護整體成本非常高，一旦受疫情影響，隨便一個月都可能拖垮一家小的健身房。”齊鴻說，疫情以來，市民盡量避免聚集，健身房也越來越不好做了，大批大批的健身房開始關停。
2020年，齊鴻將自己經營的大規模健身房改為健身工作室，主攻一對一的私教，店內每個課時段學員基本控制在2-3人。除了線下鍛煉，該工作室也提供私教線上一對一視頻指導。據悉，在疫情防控上，該店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同一課時段人數，以及在會員鍛煉前后都對器材進行消毒。
齊鴻也提到，健身房向健身工作室的轉變并不單是疫情導致的，而是行業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疫情只是加快轉變的一個契機。齊鴻說。(記者 楊月涵 實習記者 陸珊珊 冉黎黎 袁澤睿 車宗懌)
